寄生虫疗法

来源: 南方都市报(深圳)

早期的实验显示，很多过敏和自体免疫疾病都可通过寄生虫治疗，也就是让身体感染类似蠕虫的活寄生虫，让它们来帮助调节人体免疫系统。但这种听上去很可怕的治疗方法能否被大众接受？

米姆·特克一开始以为自己的症状是压力所致。这位自封的“健康狂人”正在为参加马拉松进行训练，突然他发现，自己连续慢跑两三分钟就会急促喘气，步履蹒跚，甚至连话也说不清楚。特克当时才30岁出头，他认为导致身体症状的罪魁祸首是压力，当时他要一边上班，一边在读硕士文凭，还要养孩子。2008年，一个晴朗的下午，正在给儿子的棒球队当教练的特克突然昏倒在球场上，此时他终于意识到必须寻求专家的帮助。

在医院，磁共振成像(M R I)扫描显示，特克的脑和脊椎上都分布着块斑。诊断很明显：多发性硬化症———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导致身体攻击自己的神经细胞外壳。治疗方法：尚不可知。

1个月后，特克在新闻上看到一则广告：招募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到威斯康辛大学尝试一种罕见的新疗法。病人们被要求吞食猪鞭虫虫卵，然后判断这种寄生虫能否有助减轻症状或是延缓病变在脑部和脊椎的扩散。“我一直声称对科学研究感兴趣，于是决定付诸行动，”特克说，“此外，我实在是吓坏了，不知该做什么。”

特克抵达实验诊所，神经学教授约翰·弗莱明交给他一小瓶清澈的液体。“喝起来就像普通的水，只是略带咸味，”特克说，“我看不到虫卵或其他任何东西。”

接下来的3个月里，他又4次拜访实验室，两周一次，每次吞下2500个寄生虫卵。在实验开始时，M R I扫描显示，病人平均有6.6块活跃的病变———神经细胞保护层上的疤痕，会阻止脑部和脊髓神经信号的传播。到实验快结束时，活跃病变的数量已经减少到两个。结束蠕虫治疗两个月后，病变数量反弹回5.8个。这个实验的妙处在于，新病变的数量是客观的、残酷的诚实答案，”弗莱明说，“这个结果算不上可靠证据，无法最终定论，但至少说明了该疗法的潜力。”

人类的老朋友

弗莱明2008年的实验是第一次尝试让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感染活的寄生蠕虫(又叫肠虫)，但其他也有人在做类似的研究。这一领域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现在担任波士顿塔夫茨医学中心肠道/肝胆内科主任的乔尔·文斯托克在芝加哥奥哈拉机场遭遇航班延迟，飞机在跑道上逗留了6个小时，在漫长的等 待中，他灵机一动，想到了蠕虫疗法。

“过去几年，人们一直在寻找导致炎症性肠道疾病的环境原因，但是均告失败。”文斯托克说，“我坐在飞机上，决定做一个游戏：假设疾病的诱因是少了而不是多了什么东西。”就好像“有一盏灯突然熄灭”，文斯托克说，我想到了寄生虫。卫生的环境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变化永远伴随着代价。

这个代价可能就是，过去40年里，在西方国家，哮喘、过敏病例急剧增加。同样地，自体免疫和免疫调节疾病，比如克罗恩病、1型糖尿病、炎症性肠病、多发性硬化症的发病率也在增加。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类疾病依然罕见。

1989年，伦敦圣乔治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大卫·斯特拉坎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提出发达国家卫生条件的改善可能解释花粉热发病率的上升。斯特拉坎的观点认为，下水道净化处理，清洁的水和食物，以及远离农业的生活方式减少了人们与土壤、粪便、被细菌或寄生虫污染食物的接触。

这种所谓的“卫生假设”很快得到广泛接受。但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提出，现实情况要更加复杂。过敏和炎症疾病的增加未必由普遍的环境细菌减少导致，而是因为缺乏某种特定机体，因为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这种特定机体将我们的免疫系统锻炼得更宽容。

这种机体可能包括类似蠕虫的肠道寄生虫。很多人类的祖先都被肠虫感染。正如今天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一样。当这些肠虫感染个体，附着在宿主的肠道中，免疫系统发起攻击，同时下达一系列的抗炎症命令，确保身体的反击不会失控。那些经过感染幸存下来的人将这一免疫调节优势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在现代，卫生的西方发达国家，理论认为，免疫调节不再正常发挥效果，让一部分人容易受到过敏和炎症疾病的侵袭。“并不是你病了，或是不正常，而是这个世界改变了，”爱荷华大学肝病专家大卫·艾略特解释说。

市场力量

1999年，艾略特和文斯托克最早发现肠虫可保护老鼠不得大肠炎。消息迅速传开。6年后，研究团队发表了两个初期人类实验的结果。在一个实验中，研究对象是54个患溃疡性结肠炎的病人。接受猪鞭虫虫卵治疗的病人中有43%病情改善，而服用安慰剂的人中好转的只有17%。在第二个实验中，29名克罗恩病患者每三周服用一次鞭虫虫卵。24周后，72%的病人症状消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生物医学公司开始研究用肠虫疗法治疗各种顽症，比如哮喘、自闭症和牛皮癣。

肠虫疗法依然在实验阶段，但一些病人却不愿再等待。2007年，加林·阿格利亚蒂和贾斯珀·劳伦斯创建了一家蠕虫疗法公司A utoim m uneT herapies(自体免疫疗法)。他们从自己的粪便中收集钩虫经过消毒，以每剂2000至3000美元出售。然而，2009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裁定肠虫为生物产品，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临床试验才能销售。为了逃避美国法律，阿格利亚蒂重新在墨西哥提华纳成立新公司W orm T herapy(蠕虫疗法)。劳伦斯则返回老家英格兰。

纽约金融分析师赫伯特·史密斯曾经从W orm T herapy和A utoim m uneT herapies购买过钩虫和猪鞭虫，或是亲赴墨西哥购买或是向在英国的劳伦斯邮购。史密斯于1996年被诊断患有克罗恩病，被切除了一英尺长的肠道，然后无意中读到了文斯托克的论文。今天，他小心维持着体内钩虫的健康数量，使得症状完全消退。他说，“这一疗法可以帮助那些没有其他治疗选择的人。”

然而，蠕虫疗法并非对所有人都有效果。记者摩西斯·维拉斯克孜-曼诺夫也曾拜访阿格利亚蒂的提华纳诊所购买了30只钩虫用于治疗他的过敏和哮喘，并在他所写的《缺失的流行病》一书中记录了这一经历。自我感染后，他开始拉肚子，长期腹痛，而过敏症状却毫无好转。1年半后，他服用驱虫药杀死了体内的寄生虫。“这个想法很强大，”维拉斯克孜-曼诺夫说，“可惜不适合我。”

研究者们普遍不主张自我感染。这样做风险太大，病人可能服用错误剂量、或是买到被污染的虫卵。弗莱明说，他平均每周都会收到多发性硬化病患者写给他的电子邮件，咨询这种疗法。他建议他们不要自我感染。“人们也许会说自己病情好转或是加重了，但事实上，他们并不能确定，在科学实验之外，这还是一片泥沼。”

实验阶段

今天，多数研究肠虫疗法的人都放弃了吸血的钩虫，而选用猪鞭虫。因为这种虫针对猪的肠道环境进化而来，在人体内无法完成生命周期。病人必须每隔几周重新服用虫卵，杜绝了长期感染失控的风险，也不会无意中感染家庭成员。文斯托克说，“猪鞭虫很干净。”

在纽约大学，免疫学家皮恩·洛克发现，患有慢性腹泻的猴子在接受猪鞭虫治疗后不但病情好转，治疗后，它们的消化道菌落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他正在招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试图在人身上重复这一实验。

布里斯班查尔斯王子医院的胃肠病学家约翰·克洛斯给12名因麸质不耐症导致乳糜泄的患者感染了钩虫。然后在他们的饮食中逐步缓慢地加入面食，看钩虫是否能够压制住病人的发炎反应。

回到威斯康辛，弗莱明还在继续他的多发性硬化症研究。他又招募了15名病人，进行一次持续时间更长的猪鞭虫实验，将在今年底见分晓。至于文斯托克和艾略特，他们又回到了老鼠研究，试图了解肠虫到底是如何抑制疾病的。

CoronadoBiosciences(科罗纳多生物科学)是一家麻萨诸塞州公司，正在美国进行两项用猪鞭虫虫卵治疗克罗恩病的大型实验，预计年底将得到结果。与此同时，德国福克制药公司正在与科罗纳多合作，进行类似的实验。明年，科罗纳多的多发性硬化症实验也将结束。对于成人自闭症患者的实验也在进行之中，公司还计划开展对牛皮癣、溃疡性结肠炎、1型糖尿病和儿童自闭症的肠虫疗法研究。科罗纳多的首席医学官员卡林·赫本伯格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判断要治疗什么疾病，针对哪些病人群体。”

虫工厂

上述实验都没有达到第三阶段，即获得FD A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上市所必须的最终测试。即使它们获得成功，真正用于治疗病人恐怕还要等好几年。但一些人已经没有耐心。研发新的疗法必须经过很长时间。获得批准进行实验，招募病人，等待疗效都需要时间。

不仅需要证明肠虫疗法是安全有效的，研究者们还必须发现最好的用药方式。活的机体与其寄生的宿主有很复杂的分子层面的互动，这或许是激发理想的免疫抑制反应的关键。因此，也许应该把肠虫当一种“活的益生菌”来用。对于鞭虫而言，这意味着让病人吞服活虫卵；钩虫则适于通过皮肤感染幼虫。

“当你让人感染上活的蠕虫，就像是给予他们一座工厂，关键是让这座工厂按需要的方式运作，”艾略特说，“这是进化的杰作。”

但也有人反对这种治疗方式。这些蠕虫并非无害，“贝勒医学院热带病专家彼得·霍特兹说，“我们可以根据蠕虫的治疗原理设计更好的疗法———可以规模化生产安全又简便的药物。”霍特兹和其他研究者正在识别让蠕虫疗法发挥效果的分子，以便提纯，人工合成，制成药物，青霉素就是这样诞生的。钩虫的研究已经取得多个发现，比如，一种可抑制白细胞活跃性的蛋白和另一种具有抗凝血剂效果的蛋白。

回到威斯康辛，特克不愿远赴墨西哥或英国购买非法的蠕虫，他还在等待实验结果。他偶尔和多发性硬化病支持小组谈论自己的经历，鼓励其他病人参加实验，加快药物的研究。他正在服用可减少复发率的抗干扰素 -1a。但他也希望肠虫疗法实验成功，如果获得FD A批准，他将毫不犹豫地改用蠕虫疗法。在缺乏有效药物的情况下，特克的病情时好时坏。“很多人看不出我生病了，这只是因为我在竭力掩饰。”